大贺莲(局部)

　　记 者——问

　　孟昌明——答

　　2006 年 9月

　　问 ： 您最初是怎样和水墨画结下不解之缘的?您觉得水墨画给您带来了怎样的乐趣?

　　孟 ： 在还没有认识很多汉字的童年，我开始依葫芦画瓢一般练习书法，写《散氏盘》和《泰山金刚经》，书法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就是单纯而没有限制的画;而后来的水墨画，应该是童年这个画梦的纵向延伸――在大家都开始叫我画家的时候，水墨画给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乐趣和享受，当我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在异国的土地上做艺术表达时，我有一种非常清晰而踏实的文化身份――我是炎黄子孙。

　　问 ： 您的许多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水墨画不同，感觉是吸收了西方现代绘画的一些元素，是不是对传统水墨的一种颠覆?

　　孟 ：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和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机器文明主宰我们每天的生活，传媒的方便让我有机会比较和学习不同的文化、艺术，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的某些观念和技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使我在表达现代生活的节奏和美感时更为直接和方便。而对传统的批判和继承是在一个高层次上的对中西方文化的理性回眸。至于“颠覆”，我个人没有力量更没有意愿，历史对文化的积淀和选择有其特殊的方式。

　　问 ： 您长期生活在国外，是否会有一种文化冲突的无奈感?

　　孟 ：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文化本身有一种很强的包容性质，我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收藏很好的青铜器、汉石刻、隋、唐雕塑和宋代绘画，同样，我也可以在街头看黑人地摊上古老的非洲木雕，在多纬度的视野中，我更加珍惜中国绘画的的精神内核和形式的语言纯度。说到文化冲击，这大概是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的事情，无奈亦属正常，感受母语中所含蕴的乡情，对侨居纽约的俄罗斯大诗人布罗斯基也是一种奢侈。

　　问 ： 水墨这种艺术形式会不会对想要表达的内容有一定的束缚?如果有，您怎样去平衡形式与内容的矛盾?

　　孟 ： 任何一种艺术表现手段在表达方便的同时必然有不尽人意的限制和束缚，油画、诗、戏剧、舞蹈、音乐，――这不仅仅是水墨画所面临的困境，艺术家只能在创作过程中接受挑战。

　　问 ： 水墨艺术在现代艺术环境中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在今天是否还有文人画?有人说中国画是行将就木的博物馆艺术，您是否这样看?

　　孟 ： 面条处在什么地位?你肚子饿了，它对你就重要——艺术在任何环境里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中国文人画是士大夫时期的产物，一旦生存的境况改变，文人画产生的条件和表现语汇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尤其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条件下，文人画缺乏真正的绘画创作氛围和条件，笔墨中的“老庄情怀”只是一个虚幻的白日梦。文人画作为一种艺术范式，我以为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我不同意中国画是行将就木的博物馆艺术这种说法，绘画过程中，我自己常常会反省石涛曾说过的一句话“笔墨当随时代”，中国画只要能反应当下的人文情怀，就一定有生命力。

　　问 ： 除了水墨画，您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这些兴趣爱好对您的创作有帮助吗?

　　孟 ： 除了水墨画外，我还喜爱阅读哲学、文学方面的书籍，听西方古典音乐，喜欢陈氏太极拳，哲学让我接受理论的锻造，文学陶冶和提升我的感性和敏锐的艺术触觉，西方古典音乐则给我在绘画思考与创作时许多心理层面的暗示，太极拳对我如同西洋画的素描，它提供给我对事物的观察和体悟的基本方法。

　　问 ： 在中西方艺术家中有哪些是对您影响特别大的?可不可以各举一位?

　　孟 ： 西方的马蒂斯对绘画创作的态度是我的楷模，他对艺术一直满怀敬畏之情，把浪漫而诗化的艺术情绪放在一个严格的语言系统中加以锤炼，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他对绘画意识的高度提升，会让我仔细反省绘画中那些往往被忽视的枝节性因素，换句话说，艺术作品中没有可有可无的组成;而中国明代遗民八大山人作品中的某些悲剧因素，单纯、高贵的美学追向会让我心怀感激，他将绘画的技术手段和思想境界结合得完美无瑕——有这样的艺术家产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荣幸。

　　问 ： 有人觉得“时尚水墨”或者说“实验水墨”的精神内涵已经沦丧了，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说法?

　　孟 ： 我个人不同意“时尚水墨”这一说法――绘画是艺术家心灵的归属，不是时装和珠宝。“实验水墨”就这个提法我也有些疑问，撇开“精神”这奢侈的话题不谈，无论是作为流派的提法还是学术定位也都不准确。古往今来，哪一个门类的艺术家不在穷其一生的精力在探讨或尝试?在实验?艺术创作无论如何都会面临那个已经变成老生常谈的、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成功的鲜花美酒都建立在苦心智、劳筋骨的实验行为之上。

　　问 ： 您在国外举办过很多展览，是否是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艺术发扬光大?您希望借助这些展览达到怎样的目的?

　　孟 ： 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一颗普通的文化种子，承传着民族文化的基因，在合适的水土和阳光下，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去发扬和光大是极其自然的举措。举办展览会让我有更多和观众直接交流和对话的机会。

　　问 ： 您这次参加展览的作品是什么?您为什么选择这个作品参展?您自己最喜欢您的哪些作品?它们寄托了您怎样的精神理念?

　　孟 ： 我参加这次台北国际水墨双年展的作品，是一个题为《很多的鱼》的系列组画，我在绘画构成上做了一些尝试，也在“鱼”这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美学符号上寄托许多个人的情感和思想，说到底，作品的中的“鱼”是生命的一种直指，不管是在农业文明时期还是现代的数码时代，生命主体相对与客体世界的矛盾是同样的具体而复杂，对自然和美的礼赞也同样是艺术家义不容辞的任务。

　　我喜欢早年画下的近200幅的抽象作品《西藏、西藏》，也偏爱我于90年代后期画下的大型水墨组画《天圜地方》，前者是我对传统水墨表现方法的挣脱和西藏人文艺术给我启迪之后，表达的一种不加掩饰的青春率性的情绪，后者则是我在多年西方生活之后对我的母语文化的一往情深的礼赞。在进行《天圜地方》的绘画过程中，我真正明白一个道理，“水墨不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是我在西方文明的大背景中所保有的文化性格”。我深信，水墨画将随着人们对东方文化不断理解的同时愈发有更深远的空间。

　　问 ： 您的理想是什么?或者说你还有怎样的人生目标?

　　孟 ： 好好生活，努力画画，用画笔为自然和社会生活做美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