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YUMI FURUSAWA 日裔雕塑家 (A)

　　孟昌明 美藉画家 (M)

　　时间 2004年 6月

　　地点 美国加州OAKLAND 孟昌明画室

盛秋的荷塘(局部)

　　A ： 孟先生，从您16年前的一批以西藏风情为主导的抽象绘画，到您移居美国后所画的一系列其它媒介的作品，如油画、压克力甚至装置，在形式转换的过程中，您是否感到，水墨艺术在表达上的薄弱?

　　M ： 正相反，在现代生活激越多变的节奏里，我愈发喜欢水墨这一特别的语言方式，对我而言，水墨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它是我在西方文化艺术环境中一种冷静的思索后，所保有的一种文化性格，同时，在美感的形而上学表达层面上，水墨给予我更深远的时间和空间，给我最淋漓畅快的抒发管道。有机的水墨形态，也是对DIGITAL文化冷的、硬的、刻板和不人性的特质一种直接的批判与修正──在西方科学、理性、逻辑的认识方法主导的绘画中，1加1只能等于2，塞尚在三度空间上所做的破坏，依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西方绘画的哲学属性，聪明过人的安地‧沃豪，做得更为彻底，但还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魔咒中杀身成仁，自己干掉自己──而由东方哲学对自然宇宙的大道认识、体悟过程中所生发的水墨艺术形式，1加1则不等于2，换句话说，它给绘画艺术提供了更多的不确定，更多的偶然和更深邃、更复杂、更浓密的精神肌理，也对画家提出更大的挑战──好的画家在这些偶然的因素中，将审美心性下意识的必然 捕捉、定格并加以强调。

　　A ： 对于水墨的喜爱，会不会让您在体裁的选择上，在表达的习惯上受到某种限制?

　　M ： 任何艺术形式在其优势的背后必然有不尽人意的一面，艺术家的天责是扬长避短。普鲁斯特曾经说过，作品的取材与天才的形成无关，对于水墨形式而言，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画。我在我的抽象水墨画系列《如歌的行板》、《天圆地方》中，表达一个东方知识分子在西方土地上对自己的母体文化由衷的赞美，在中锋结成的抽象团块中，我毫不掩饰那种真实、滚烫的文化情结;在近年来所画的荷花、鱼等具象的符号中，我又试图打破“形”的框架制约，让情感和思绪自由自在地畅游于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绘画世界，画面上，谁能说那些人格化的荷花、金鱼不就是人?不是你，不是我?点、腺、面、墨、笔意、水性、纸质，应物相形、随类赋彩，它们有泪珠有叹息有歌声有欢笑有爱憎，所呈现的依然是人的忧伤与欢乐，认识与思索，理想与希望。

　　A ： 在水墨画的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对您启发较大的画家，能不能列举两位?

　　M ： 画家中，我常常自然而然会想到马蒂斯和黄宾虹，马蒂斯透明，直接，他那诗化的旋律背后，是毕达哥拉斯数学的唯美与森严，其审美语汇的准确与精炼、高贵与单纯是我的一面镜子，它让我牢牢记住，“画面上没有可有可无的东西，不是有利的便是有害的”──这和水墨画中的惜墨如金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惜墨如金也决不仅仅是技术层次上的定律;而黄宾虹那苍润华滋的气象中，展现着画家对东方哲学的深度理解和修炼，笔墨曲折纵横之中传达的是博大精深的美学信息，是智慧精辟的哲学思辩，是情感绵绵不绝的铺陈，他真正做到了游刃有余，举重若轻，点如高山墬石，腺条如折钗股，尺幅小画面张示的是黑白阴阳的大乾坤── 马蒂斯和黄宾虹代表着两种极致，带着人性的真、善和美，他们在各自不同的文化方位成就一片功业。

　　A ： 您在画水墨的过程中，读哲学，写书法，打太极拳，听京剧，这对您的创作是否有直接的影响?对于中国大陆不久前所争论的水墨画“笔墨等于零”您是否有自己的看法?

　　M ： 绘画是画家素质的综合体现，我在写书法、打太极、听京戏中，试图寻找许多属于个人的审美经验，寻找一种直觉的心理和意识的准确，如果说西方绘画的基础是素描，我觉得水墨的形式依据便是太极和书法，以一个有限的支点，涉及到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的无限空间，在那方圆并具的回旋起伏之中，它们延伸了素描五大调子、三度空间、三十六个面而直达那“形的抽象、抽象的形”这种心理境界。构建美的、生命的、欢快的、生生不息的绘画审美符号。所谓“笔墨等于零”，我曾经看过提出这个观点的吴冠中和反对这个观点的张仃先生的有关文章，其实，两位艺术前辈犯了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的错误，吴的“等于零”是对“笔”在水墨中作为审美价值的一种曲解，在文学情感的怪圈中，吴先生那钢笔或是原子笔一般的线条拉得生猛劲健而没有滋味;而以“焦墨山水”打下江山的张仃先生，忽视了“干裂秋风”后面的“润含春雨”，笔墨不是非此即彼的技术游戏──不好的笔墨和不好的非笔墨都不是改变水墨画表达方式和审美精神的良方妙药。

　　A ： 水墨的历史是文人画的变迁史，在这个意义上，水墨会不会有某种宿命?传统文人式生存方式的改变，会不导致会这个画种的衰亡?

　　M ： 严格说来，文极而画，所有的绘画归根结蒂都是“文人”的画，“文人”无法选择时代，而时代却给“文人”提供最大可能，水墨在八大山人那，是“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到齐白石这，便成了“蛙声十里出山泉”──任何艺术形式的背后，总有一批卓越的冒险者、创造者和墨守陈归、故步自封的工匠。在文化承传的涓涓细流中，艺术会延着自己的轨道运行而生生不息，山穷水复疑无路，病树前头万木春，水墨艺术不是一种日渐式微的形式，相反，它在未来文化交汇的洪流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尤其是在西方现代文化相对静止的一个历史时空。

　　水墨艺术来日方长，任重道远。它承接传统优秀的文化质量，开凿绘画美学崭新的通道。

　选自台湾《艺术新闻》2004年第10期